諸葛亮在《將苑》（又名《心書》） 提出了為將者所需具備的七項特質，并提出識辨這七項特質的方法，即識人七法：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這七項特質可概括為：志、變、識、勇、性、廉、信等七項內容，也即為將的早期勝任力模型。

一、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

此句指向對方提出大是大非的問題，看他的志向、態度有何特點，也就是價值觀，即是非善惡美丑判斷標準。要判斷一個人是否值得重用，首先得了解他的價值觀是否積極、正確。為將，忠誠愛國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一項要素，為將者如敵我不分，那后果是極其殘忍的。 在諸葛亮看來，志是第一位的。

通過問是非問題，看出大的志向。

二、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

此句中的“變”指的是應變、變通能力。兩軍對陣，軍情千變萬化，戰機稍縱即逝，所以為將者應有很好的應變能力與靈活性，敵變我變，以奇制勝。

宋朝應該是國富的時代，但兵卻不強，對外戰爭（反侵略）基本無可圈點之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宋朝對武官武將權力限制太多。兵者，詭道也，戰場形勢瞬息萬變，靠的就是將領的臨機決斷和隨機應變。可趙宋的皇帝來了個反其道而行之，為他手下的將軍們準備了一堆的陣圖陣法，讓將軍們按著陣圖陣法來練兵，打仗。將軍們要是有自己另類的練兵想法或者計劃，可以，先畫成圖本送到汴梁，讓大皇帝過過目先。按圖索驥式的練兵必然導致指揮的僵硬，大大降低了武將們指揮作戰的靈活性與實用性。 而岳飛用兵，卻打破了宋朝的常規。他說：“陣而后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很多學者將“一心”譯為萬眾齊心，集中兵力，我覺得這里“一心”應譯為一念，即一念之間，選擇A作戰方式還是B作戰方式，成于一念之間，也即具體問題具體應對。如果把語言看作思維的工具，則詞辯與邏輯思維正相關。

理屈詞窮的時候，最能顯現應變；意料計劃之外的情境出現，最能發現靈活權變能力。

三、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

指學識，也就是理論知識和經驗積累。咨之計謀，可以了解對方學識廣度，深度，實用程度等。老馬識途就是知識經驗在馬身上的體現，管仲提出的老馬識途方法，也反映了學識本身在戰爭中的重大作用。

計謀，是對學識的綜合應用，是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咨詢計謀，可以看出哪些是理論知識，哪些是實踐經驗，哪些是紙上談兵。

四、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

“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此句是指通過棘手的事情來考察對方的勇氣與魄力。“狹路相逢勇者勝”，“萬人敵”均是強調為將者的勇敢與魄力。患難可見真情，那遇到困難、窘迫則也考察出一個人的勇敢與魄力。

趙奢以：“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斗于穴中，將勇者勝。”而位列戰國名將。

在壓力面前，困窘面前，挑戰面前，新事物面前，可以察看任者的勇敢、果斷、魄力。

五、醉之以酒而觀其性。

“酒后吐真言”，通過一起飲酒來觀察對方酒后的言論及性情。當人醉酒之后，其大腦的部分意識被酒精麻醉，往往會把潛藏在心靈深處的本我展露出來。張飛酒后鞭撻士卒，就是酒的作用，蔣干中計也是酒的作用。酒提供了顯示人物真性情的平臺。酒后亂性應理解為酒后人意識層面的東西變為行為層面東西的可能性增大了。

在充分放松情況下，充分自由情況下，充分無風險情況下，一個人就會變的真實、有效、沒有遮掩。

六、臨之以利而觀其廉

“臨之以利”是給予利益，然后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為將應廉潔愛卒，戰國名將趙奢與士卒感情極深，如其夫人所言：“身所食飲而進者十數，所友者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與軍吏士大夫。”因此，戰士皆愿為之效命。在作戰中，他執法如山，賞罰分明，再加上用兵如神，因此，帶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勁旅。曹操曾說：“苦者趙奢、竇嬰為將也，受財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也。”

名、利，人之欲也。在名利面前，可以看出一個人是重視小利益，還是看中大利益；是私利，還是公利；是近利還是遠利。

七、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期之以事而觀其信”，即指與對方商定某事，看他能否說到做到，是否講信用。“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徙木立信，是商鞅變法的開始；晉文公城濮之戰退避三舍也是講信。無信不立，無信則軍紀不明，軍令不行，軍威不振。

誠信，為人為事之本，和第一條“志”是相通的，是“志”的體現。

輕諾寡信。

諸葛亮對為將者勝任能力的總結及識辨方法，對現代人力資源管理仍有很大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