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起，北京、上海和天津將分別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即從4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由每月1400元調整為1560元；上海最低工資標準從1620元調整為1820元；天津最低工資標準由1500元調整為1680元。　　
    4月1日是愚人節，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選擇從這天開始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但愿是一次無意的巧合。雖然各地漲幅不一，但均超過了“最低工資年增13%”的國家規定標準，這對于廣大中低收入群體來說，顯然又向收入分配公平邁進了可喜一步，生活質量將不斷提高，幸福指數也將不斷提升。

　　人社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有24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2%；2012年有25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國有27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7%。可以說，全國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漲”勢喜人。然而，理想變現實，通常會阻力重重，由于沒有專門的法律規范，沒有嚴密、常態的監管，一些用人單位采用惡意裁員、肆意延長勞動時間和增加勞動強度等方式，規避最低工資標準對經濟效率造成的不利影響。

　　長期以來，要求取消最低工資標準的聲音，從來就沒有消停過。殊不知，在我國實行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勞務市場有欠規范，用工單位拖欠、克扣勞動者工資現象相當普遍，一旦取消了最低工資標準這個政府規定，勢必會助長部分不良企業壓榨員工的現象，員工按勞取酬的合法權益將無法得到保障。特別是在當前銀企“鬧錢荒”困境下，一些抵御風險能力較差的企業，就會把拖欠、克扣、削減員工工資作為救命的稻草。因此，取消最低工資標準，受到傷害的還是企業員工。

　　而在此前，有調查數據表明，42%的企業未執行最低工資標準，且很少有用人單位因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而被處罰。究其原因，一是因為不少地方把最低工資僅當做一條指導線，并沒有作為一項法規來執行；二是由于人力市場供大求小，找不到工作的人以自降身價來競爭就業崗位，導致拿不到最低工資，也忍氣吞聲地干下去。最低工資標準，實際上成了“水中月、鏡中花”，難以從根本上惠及勞動者。

　　因此，莫讓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成為愚人節的一個噱頭。要想最低工資標準真正落到實處，尚須最強干預機制跟進。首先，應盡早出臺《工資條例》，把“調低限高”作為核心內容，既要建立最低工資標準增加機制，又要限制壟斷企業高工資，不斷消除行業差別和分配不公。同時，在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兼顧企業的利益。比如，有關部門應該在調整企業稅負、服務企業經營等方面給出更多優惠措施，促使企業不向勞動者轉嫁經營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