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歷史把“質量復興”的重任給了中國

    如果說改革開發30年來我們一直在努力實踐著“白貓黑貓”理論，踏踏實實抓生產、雄心勃勃“趕學超”，并一步步發展成為“世界工廠”的話，那么，一場金融危機帶來的“完美風暴”，則以吹枯拉朽之勢讓我們一下子看清楚了許多一直模模糊糊的全球政治經濟景象。

    原本日本人是靠制造起家的，但十余年來努力向高科技和服務業轉型，至今不見起色；以英法德為代表的老牌制造強國，已經成功地放棄價值鏈中下游（制造）而穩執上游（研發與營銷），理論上似乎贏得輕松、風光無限；制造大國美國走得更遠，不僅比歐盟的朋友做的漂亮，而且在管理創新方面、尤其是金融服務創新方面讓全球望其項背而泣于隅。

    而我們中國，則像牛一樣地專注于制造，雖然受到歐美價值鏈兩頭的擠壓，卻勤勤懇懇工作、實實在在生活，一點一滴地積聚著財富、走向“牛市”。

    如今，隨著華爾街圣殿的轟然倒塌，歐美日突然發現他們的好日子是建立在“虛擬經濟”之上的，而“實體經濟”的機能已經快要喪失殆盡——原來他們一直在練就價值鏈兩端“多吃、快跑”的本領，卻發現中端的“消化系統”、“循環系統”出現功能紊亂。他們想重拾舊河山，卻發現自己早已自廢武功，已經不會或不能“制造”了。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 的話說：“美國的制造業已經死了！”

    反觀中國，作為世界銀行排名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制造”以實體經濟的典范，不僅續寫了國富民強神話，而且提升了全球百姓的生活品質。于是，全球驚嘆：中國是真正的制造大國，不僅控制著發達國家的“消化系統”和“循環系統”，而且隨著她向制造強國轉型，也必將制約著他們的“呼吸系統”和“神經系統”。

    這是我們自己選擇的正確道路，也是歷史賦予我們的巨大機遇。

    美國著名的質量專家朱蘭博士（J.M. Juran）曾經在《質量管理史》中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如果說20世紀是生產力的世紀，21世紀則是質量的世紀。”

    一、 “質量世紀”是否屬于中國？

    中國正處在百年來最巨大的變革歷程，“中國制造”必將在國際貿易中面臨來自歐美日各國的重重阻礙與種種挑戰，我們只有堅定地實施“質量強國”戰略，走“中國品質”之路，才有可能引導企業提升全球的質量競爭力。因為正如克勞士比先生在《20世紀質量管理簡史和未來的解決之道》中說的：“我們身處的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體。未來的質量，將不只是”最好能有“而已，質量將是進入市場的基本條件。管理層將必須促使質量成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其成為日常的工作。”

    與歐美日相比，我們的企業缺乏全球化戰略格局，缺乏技術和專利，資金、人才和能源等資源嚴重不足，加之西方列強仍未擺脫“冷戰思維”，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曲解和指責者多，極大地限制了傳統“中國制造”的國際生存空間，與國家的形象嚴重失衡。但，有一個捷徑，而且既可以得到認同和幫助，又可以為消費者、股東和員工帶來價值，那就是：質量突圍。

    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崛起之路：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品質”，從“質量管理”到“管理質量”。

    歷史是面鏡子：當年美國人教日本人學質量管理，后來，美國人反過來向日本人學質量管理；如今，我們向全世界學質量管理，必定有一天，全世界都向我們學質量管理。

    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偉大民族崛起的背后，沒有一個偉大的理論基礎；同時，也不能理解：缺少偉大的質量思想和方法的中國產品，何以能夠支撐起這個偉大國家的品牌形象！

    早在1997年，管理大師德魯克（Peter Drucker）即斷言：“過去十年，日本管理哲學之類的書盤踞西方書市；未來十年，相信與中國管理哲學有關的書將會成為暢銷書。”

    這一切的基點：質量人才的培養。

    二、中國質量人才培養的窘狀

    風水輪流轉。當年朱蘭博士是寄希望由美國人來主導“質量世紀”的，但不經風雨難見彩虹，未來世界將會必然做出這樣的抉擇：歷史把質量復興的重擔和希望寄托在“中國制造”身上了。

    于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是否去應對”而是“如何去應對”的問題。那么，自身檢討一下：我們到底缺少什么？答案是：人才！如果說作為人口大國所產生的優勢造就了“生產力時代”

    中國制造數量上的輝煌，那么，只有訓練有素的人才能夠確保中國制造攀登“質量世紀”的高峰。換句話說，如果不經過培養，大量的人口將成為縮小中國制造的“分母”，反之，則會變成放大力量的“分子”，成為“中國品質”的推進力量。鄰邦日本二戰后的“品質崛起”就是一個鮮活的實例。正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說的：“日本經濟實力世界第二，是日本普及、發展教育所帶來的成就。”

    然而，讓人震驚的是，目前在我國培養質量人才居然不入主流，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就質量教育而言，由于質量管理專業一直沒有列入教育部學科目錄，從本科生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都沒能夠引起主流大學、尤其是一流大學的興趣。商學院則深受華爾街勢力的影響，學生多蜂擁選擇金融、營銷等專業，而很少問津運營管理的，基本上無人對制造業感興趣，甚至學MBA的目的就是要脫離制造業。拿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為例，長期以來只有1位老師教授運營管理，學生畢業論文每年也只有1-2人以此開題，寫“質量”的基本為0.

    只是近2年由于企業強勁的需求推動，將近有80所二、三流的地方性大學紛紛開設了與質量相關的課程，比如，食品質量與安全專業，農產品質量與安全，工業工程（質量工程方向）等；一些一流大學只好采取與境外大學合作拿外方學校證書的的方式辦學，比如，浙江大學與香港理工大學合辦的“品質管理碩士”；另外，也有一些大學采取與社會力量辦學的方式，比如，武漢大學與湖北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合作開辦系統內的“質量工程方向碩士學位班”， 同濟大學與上海質量管理科學研究院和合作開“工業工程（質量管理方向）碩士班”。

    可喜的是，專門從事中國質量檢驗與計量人才培養的中國計量學院在3年前得到教育部正式批準開設“產品質量工程”本科專業，這是我國第一次在國家高等教育本科專業目錄中增設這一專業。而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華爾街大逃離”之后，寫運營管理論文的MBA學生猛增至12人，其中竟然有2位用“質量”開題。從中也可看到輿論導向的力量。

    就在職培訓而言，應分為三個部分：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的質量素養；企業各級管理者的質量管理思維與實踐；以及企業質量專業人員的資格認證培訓。

    也許由于國家近年來并未強調“質量強國”之策，據統計：建國以來專門的國務院質量工作會議僅僅開過3次，而對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的考核依據也多為“做大做強（面子）”的數量指標，質量基本上不在考慮的范疇，甚至還存在著“抓質量沒飯吃”的低級錯誤認識，可以說是從另一個方面助長和放縱了各地此起彼伏地的質量與安全事故，嚴重損害了“中國品質”的形象、尤其是廣大消費者的信心。

    所以，所謂“質量第一”絕不是說給下屬的，她必須是把質量責任賦予組織里的第一把手。

    對于企業里的管理者和專業人員的培訓，基本上靠國際和本土的各種民間的培訓機構在實施。選擇范圍不可謂不廣，競爭不可謂不激烈。但是，由于質量管理或管理質量是一門實踐性、工程性和藝術性都非常強的綜合學科，故基本上沒有幾家培訓機構能夠提供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大多是強調其某一個方面，因此，培訓效果大打折扣，更加有害的是，她大大誤導了企業的各級管理者：或誤認為她是一種意識，在“質量月”搞搞動員和活動就算重視質量了；或誤認為她是一種技術，于是就把質量的責任轉嫁給了基層的工程技術人員；或誤認為她是一種實踐科學，無需學習，自己“實踐”慢慢做就行了。

    正是針對上述種種情形，當年醫生出生、企業家背景的質量領袖克勞士比先生（P.B.Crosby）創立了“品質學院”（Quality College），并獨創了一套針對成年人學校和管理干部培訓的模式：“質量教育系統”（QES），不僅廣泛應用于超過一半的“財富500強”企業以及美國的政府和非贏利組織，還曾為IBM、TI、GM、摩托羅拉和施樂等等集團建立了“品質學院”。在中國，克勞士比學院執著于“致力于把‘中國品質’塑造成為全球消費者信賴的國際新形象”的愿景，10來努力用“零缺陷”的語言幫助中國企業提升質量競爭力，從航天（“神五”、“神六”）航空到家用電器，從汽車到鋼鐵，從石油化工到軟件通訊，都能夠看到其品質影響力，在業內享有中國品質“黃埔軍校”的美譽。

    因為我們堅信：中國式的全球質量復興，是推動完成從“制造數量”向“制造質量”跨越、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品質”的跨越的關鍵所在，同時，在長期的實踐中，我們又切切實實地發現了一個長期被遺漏或省略的、也是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制約要素——質量人才培養的缺失。

    三、人才的缺失必然造成中國制造的“迷圈”

    顯然，這種缺失是由另一種更大的缺失所產生的后果——那就是“質量”；而能否有效管理“質量”將直接導致“中國品質”的成敗與興衰。奧運撼世界，神七沖云霄，是實例：“三聚氰胺”興作浪，乳品食品皆翻船，同樣是實證；此外，玩具、藥品、乃至醫療等等“質量事故”都在讓世人體驗“中國制造”的冰火兩重天。

    幾乎每年都有一些獲得“國家名牌”稱號的企業在質量上翻車，而消費者似乎也表現得很寬容或健忘，從而使得媒體的報道就像上演一出相同主題、不同人物的冗長的電視連續劇——活生生地把所有的企業利益相關方和各級政府監管方的通病都在此一一呈現，并被不斷放大，直至徹底把其丑陋性的一面暴露在太陽底下。

    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制造，為何走不出這個怪圈？

    1、答案是：“零缺陷缺失癥”

    這個怪圈，從整體來說實際上就是我們“中國制造”的質量管理或質量的幼稚病而引發的。

    首先是認識上的缺失。許多領導干部與企業管理者們對質量管理的認識依然停留在傳統的“質量是檢驗出來的”質量控制狀態，對“全面質量管理”的認識也習慣性地等同于“全面質量控制”，并錯誤地認為質量是質管人員的事情；隨著ISO9000的推廣與普及，又片面地以“質量保證”體系取代質量管理，因此，造成現實中產品大量依賴檢驗與控制，用個別問題的解決替代質量管理本身。甚至迷信檢驗，造成被檢出來一定有問題，沒被檢出來就沒有問題的錯誤思想。

    其次是結構性的缺失。質量原本包含三個層面：物理層面、事理層面和人理層面。分別對應著質量控制、質量保證和質量管理。它們是一個結構化的“完整性”質量。強調的是抓需求和源頭，而非事后的救火和補償；注重系統的缺陷預防，而非用高壓閥按住高壓鍋。 而目前的中國企業，基本上停留在這樣的狀態：認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救火方式是對的，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做的”；因此，不是去建立一個缺陷預防的企業風險管理系統，而僅僅在中端的車間里玩貓捉老鼠的游戲、在后端建立道歉、修補和補償的隊伍和機制。顯然，這就是我所說的質量管理中的“堰塞湖現象”。實踐證明，依靠“救火式”的控制方式，只能玩火者自斃。

    第三是系統性的缺失。質量管理實際上是一條以“質量鏈”為核心的管理系統。就企業來講，主張的是從客戶端到客戶端的各個增值環節環環相扣的“符合要求鏈”；就國家監管部門而言，則是強調一條利益相關方的“責任鏈”；這兩條平衡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企業利益與消費者利益的鏈條，使“問責制”有了可操作的平臺，也使得市場監管、工廠監督得到有機整合；從而提升政府質量監管人員、企業質量人員的責任感，使其責權利相匹配；讓“打假”和“評優”對企業來說不再是商業行為，從而回歸質量的本源。同時，這兩條鏈條是產品安全的保障系統，但目前在質量管理中存在著鏈條系統脫節現象。

    最后還有體制上的缺失。就目前我國的政府質量監管系統而言，由于體制和機制上的原因，造成“市場”與“工廠”、工商業與農業、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等方面沖突，缺乏有效而通暢的監管體系及其信息，使得監管成本居高、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監管缺乏戰略性，做事往往習慣于在技術層面就事論事；而且不善利用法制建設武器，往往出現行政指令代替“質量標準”的情況。

    除了上述的四種缺失外，還有一種更大的缺失，那就是價值取向的缺失。企業不知到底為什么存在？使命到底是什么？不清楚。于是許多企業只是想當行業第一。當第一又是為什么？不知道。這是一個大問題。

    2、缺失的后果，是“剎車系統”失靈

    美國企業的主流價值導向是為股東創造價值，日本企業更愿意為員工謀福利，歐洲企業則更傾向于承擔社會責任。那么，中國企業為什么？為做大做強？于是，問題就來了，企業為的是市場第一，不是為消費者，于是消費者被忽視了，員工被忽視了，基層員工流失率非常之高，甚至淡季裁掉了，供應商的利益也忽視掉了，根本談不上共贏。

    在這個系統鏈條中到底看中誰的利益，不知道！無論國企領導人還是民營企業家，似乎目的都很單純：名利，而做法也同樣簡單：做大；越大，就越有影響力，也就越有成功感，越想成為“神”。惟一能限制他們的是政府，但政府在處理與企業的關系中又時常變得角色模糊不清。

    可見，這種先天的“零缺陷缺失癥”，導致中國制造的“迷圈”的形成，而后果則是各方面利益的失衡和各種非和諧因素的滋長——企業拼命地擠上了高速公路，然后把油門踩到底，一路狂奔，不知疲倦…

    所以，要想打破這個怪圈，只需要修復長期不用的或重新安裝被拆卸下來的“剎車系統”——零缺陷管理系統。只有讓油門和剎車取得平衡，松緊適度、快慢可控，方可是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或永續成功的不二法門。

    問題是，做到這些的關鍵何在？也許，日本質量管理之父石川馨道出了日本人成功的秘訣：質量，始于教育，終于教育。而美國起起伏伏的“質量變革”運動又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質量教育與人才培養是經濟復興的關鍵所在。

    四、質量教育促進美日經濟的復興

    先看美國：1910年，她生產了全世界一半的產品；20年后、尤其二戰之后更是讓全球充滿了“美國制造”。究其原因，源于戰前所產生的一種“管理的核武器”——“質量控制”技術。那時，美國政府“戰時生產委員會”為解決前線存在的一些嚴重的產品質量問題而成立了一個“質量控制部門”，任命斯坦福大學的格蘭特教授（E.L.Grant）和人口普查統計局的戴明博士（W.E. Deming）負責，他們開發出8天的課程，并先從政府承包商開始培訓。

    其結果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出現了一個新的工作種類——質量工程師；并于1946年起涌現出許多日后影響很大的民間專業組織——致力于美國企業的質量競爭力提升，以及質量專業人員的資源開發和資格認證工作。同時，產生了一大批杰出的專家和質量大師，其中就包括休哈特博士（W.A. Shewhart）、戴明博士、朱蘭博士、克勞士比博士、費根堡姆博士（A.V. Feigenbaum）和格蘭特教授。

    再看日本：由于自然資源匱乏，需要出口貿易推進經濟發展，但其產品雖價廉、品質卻糟糕，被貶為“東洋貨”，其它國家不愿購買。政府和企業的高層開始意識到：質量才是解決問題的核心。然后不失時機地把質量上升到趕超美國的國家“質量興國”的戰略高度。1946年“日本科學家和工程師聯盟”（JUSE）成立，任務是戰后幫助日本的重建；很快，就明確了對日本經濟復蘇起決定作用的是質量問題，并將她的宗旨確定為：通過解決質量問題提升日本企業趕超美國的競爭力。

    從1950年7月始到1990年止，JUSE先后邀請美國專家戴明博士和朱蘭博士到日本大量進行企業高中層的質量控制與質量管理方面的培訓，對于大大縮短日本與美國的差距、提升“日本制造”的聲譽，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戴明博士和朱蘭博士先后榮獲日本天皇頒發對外國人的最高獎勵——“神圣財富二等勛章”。1952年，日本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級質量獎——戴明獎，并以戴明的名字命名。

    這次東西方的思想的碰撞，不僅涌現出一大批專家和大師，其中包括石川馨博士、田口玄一博士、大野耐一、今井明，而且還在實踐中總結出許多為全球共享的方法，比如，QCC（品管圈）、QFD（質量功能展開）、DOE（實驗設計）、Kaizen（改善）、七個工具、5S、TPM（全面設備管理）、TPS（豐田生產方式）等等。

    1、美國再次被迫踏上“質量變革”之路

    就在日本人勵精圖治、改善品質的時候，戰后一直處于制造業壟斷地位且產品供不應求的美國企業，仍然癡迷于大量生產、市場營銷和財務績效。雖然面對德國和日本產品的競爭，媒體不斷發出警示：狼來了。可人們似乎都覺得與自己無關。直到1980年6月24日CBS播出一部以戴明博士和日本品質崛起為主題的電視片：如果日本能，我們為什么不能！？人們大夢初醒：美國已經在汽車、鋼鐵、家電和電子等眾多領域喪失了市場的領導地位。

    美國媒體嚴厲地鞭笞商界，正如《商業周刊》的警示：“質量，還記得這個字嗎？美國制造業已經遠離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輝煌的日子。那時，‘美國制造’傲視群雄，代表著行業的最高水平…而日本卻在以驚人的速度提高著所有產品的水平，從電子消費品到汽車和機床，而美國的許多管理者們卻在自鳴得意，仍然無動于衷。如今，除了航天和農業這兩個領域，美國在國際貿易中能夠獨占的領域幾乎不復存在了。對于美國工業來說，事情很簡單：不進則退！”

    戴明一下子成為質量標志，同時，也使得在克勞士比的新作《質量免費》一書變得洛陽紙貴，并進而成為源于美國并波及全球的“質量變革”的導火索，也使得他創建的“美國克勞士比質量學院”（Crosby Quality College）成為全球優秀企業的管理者的“黃埔軍校”；超過半數的“財富500強”企業管理者接受過教育與培訓，高峰時期，在奧蘭多校區多達萬人。

    2、美國政府大力推進國家的質量變革工作

    1983年召開美國白宮生產力大會，提議實施一項國家質量獎戰略。1984年，美國政府將每年的10月定為“美國質量月”，1987年8月20日由里根總統正式簽署國會批準設立“國家質量獎”的法案，并規定由總統親自頒獎。極大地激發出企業對質量管理的熱情。涌現出一大批“世界級”的質量標桿，比如，摩托羅拉、施樂、GE、IBM、AT&T、通用汽車等等。

    進入90年代，克林頓政府強調在服務業推進質量管理，尤其是在醫療保健、政府和教育領域。1991年美國成立推進教育質量改革的“國家教育質量創新組織”，截至到2004年10月，據ASQ的《質量進步》雜志公布的數據顯示，已經有超過百余家一類大學開設有質量學位、項目和課程，許多知名大學還設立了“質量管理研究中心”，以協助國家級、尤其是所在的州市設立的各種質量獎勵項目。1993年，戈爾副總統親自推進一項聯邦政府質量管理的“行為評價國家法案”。

    2002年布什政府推行一項旨在提升了教育品質、提高了教師素質的教育改革法案《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為幫助其有效實施，美國質量協會因此成了“K-12教育委員會” （K-12教育是指到高中為止的教育體系），致力于在推廣面向中小學生的質量教育，包括組織技能、溝通技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創新方法、團隊合作與協作方法等；近年來正在積極推行一項“K-16教育計劃”，以便向大學生擴展。截至到2008年底共召開了16次“全國教育質量大會”。

    許多杰出的“質量人”開始出任政府高官，包括出任老布什政府中的教育部長卡恩斯（David Kearns，曾任施樂公司CEO）、布什政府財政部長歐尼爾（Paul O‘Neill，曾任明尼蘇達大學“質量領先中心”執委會主席）等。

    涌現出一批企業家型的質量大師和質量領袖，比如，克勞士比學院主席克勞士比博士、麥肯錫公司顧問彼得斯博士（Tom Peters）、摩托羅拉CEO高爾文（David Garvin）、施樂CEO卡恩斯、GE公司CEO韋爾奇（Jack Welch）、IBM的副總裁哈靈頓（James Harrington）等等，而且還在實踐中總結出許多為全球共享的方法，比如，零缺陷、TQM、六西格瑪、標桿學習法、卓越績效模式、質量文化變革管理等等。

    五、“中國品質”的質量人才培養策略

    正是基于全球和本土的實踐積累，本文才可斷言：“中國制造”的春天取決于“中國品質”春花的盛開；而“中國品質”的春花，則取決于質量人才培養的春風，取決于如何有效地把從業人口培養成質量人才。

    那么，如何應對未來的挑戰呢？為此，本著為人民負責和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建議如下：

    1、成立“國家質量教育戰略領導小組”。在國家“質量興國、強國”的大政方針指導下，借鑒美日德以質量創造全球競爭力的最佳實踐，從全球發展與國家間競爭的事態以及“中國制造”和“中國品質”的視野與大格局致思，研究中國的質量競爭力地位，制定國家質量人才的教育培養戰略，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各級領導干部層面、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中小學生教育層面推進、落實。

    2、組建“全國質量教育聯盟”。整合全國高校及研究機構的力量，開發一套適應全國國企黨政干部、專業技術與職業技能的人才培養架構；同時，成立或整合一家“質量學院”，專門從事干部、專業技術與職業技能人才培養的探索，以及質量管理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并把成熟的做法和最新成果向全國高校、培訓機構輸出共享。

    重要的是，像美國那樣在中小學推出“品質生活計劃”。質量的背后是誠信。因此，質量的根基也要的從娃娃抓起，將有利于克服沉淀于集體潛意識里的小農意識、培養“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對”的現代素養。

    3、建立“國家注冊質量人制度”。朱蘭大師曾經在《質量史》中指出：如果說“財務”是20世紀的重要管理成果，那么，“質量”將是21世紀的重要管理成果。并殷切希望由美國來擔當此任。但是，無論從大勢所趨，或是從克勞士比大師和目前仍然健在的“全面質量管理之父”費根堡姆大師與本文作者的談話來看，歷史已經把此重任交給了中國。

    我們必須順應潮流，扛起“品質復興”的大旗，從“質量”尋求管理上的突破，適時地推出“國家注冊質量人制度”：在完整而統一的概念和術語、完善的組織形式和人才結構，以及標準的衡量與評估、改進方法和工具的基礎上，用國家注冊考試機制整合現存的各種技術層面的專業人員（比如，質量工程師、可靠性工程師、質量審核員等），像企業人、經濟人（Economist）、專業工程師和注冊會計師（CPA）那樣，設立“專業質量人”（Professional Qualitist）或“注冊質量人”（Certified Public Qualitist， CPQ）國家注冊考試制度，進而將推動“管理質量”的完善，發展成為國際注冊考試制度，為全球質量復興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

    4、 建立“質量總監或質量督導師制度”。根據中國的企業管理成熟度現狀，參考國際間財務總監監管制度以及我國軍品產品質量的軍代表制的成功經驗，設立“質量總監或質量督導師制度”，從職業道德和專業道路兩個方面發展，對涉及民計民生的產業實施強制性委派。如此，既可以有效地落實各類組織領導者“質量第一責任人”的職責，保護并建立全球消費者對“中國品質”的信任，同時，又可以大大地激發人們參與全員質量改進的熱情，大大地提高專業質量人的成就感和使命感。

    5、推廣“大學生實習與認可制度”。我國是制造大國，更是人才培養大國，卻面臨著這樣窘迫的情景：一方面是企業急需質量人才，另一方面大學卻不培養這方面的人，于是出現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現狀。如何化解供需雙方的難題、走出一條質量人才培養與輸出的道路？克勞士比中國學院的實踐值得推廣：利用現有的校友資源（皆國內外著名企業的中高層質量管理者）和“國際質量人協會”的平臺（與美國質量學院和北京大學質量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共建），建立企業實習基地、經驗交流會和網絡教育平臺，針對大學四年級的理工科學生，以較低的價格培養他們成為初級專業質量人，并派到企業實習，同時由校友組成的導師團隊對其跟蹤評估，直到成功就業，然后得到克勞士比的認可證書，成為協會的會員，繼續得到相關的知識更新和經驗的積累。

    6、把質量加入各級領導干部的“應知應會”目錄。建議在各級黨校系統增加黨政干部“質量管理”（或管理質量“）、尤其是”政府質量管理“的課程，以幫助他們加深對服務與流程、效率和效果的認知，進而從”行政“和”控制“等簡單的思維提升到戰略和”國家質量競爭力“的層面，將有助于改變自身的形象以及對區域經濟建設的督導作用。

    7、成立“中國品質智庫”。廣泛吸收國內外著名的企業人與質量人，以及黨政干部和專家學者組成“中國品質顧問團”，啟動國家級的“質量競爭力指數”以彌補國家只有生產力指數的不足；設國際質量專家論壇，定期與黨政干部、企業人與質量人進行互動與交流；同時積極地與那些善用“模型”并作“預測”的經濟學家們進行互動，以其彌補相互之間的不足，豐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決策視角。